戲台拆了，故事仍在

        轉眼四十多年已過，幾許崇基往事，譬如難民潮，譬如大專服務隊，就像記憶中的校園一樣，逐漸被新建築物所取代。 上演過這些故事的「戲台」已無覓處，當年的「演員」也各分東西。不如趁著未全部淡忘之前，寫下殘缺的記憶。或者能起拋磚作用，引出點真玉出來。

難民潮
        六十年代初，內地饑荒，大批難民湧到香港。當時港府實施「抵壘政策」，難民只要進入市區，便能合法居留，否則一律遣返。崇基鄰近火車路，是難民從羅湖進入市區的必經之地。
        一日，兩位藏身車站廁所的難民倦極而眠，因打起呼噜來被人發現。聽了他們艱辛逃亡經過，同學的同情心油然而生。住在宿舍低層近鐵路一翼的同學，開始注意鐵路晚上的動靜，有些甚至帶著食水在車站附近等候難民。開始兩晚難民人數不多，但兩天過後，人數明顯增加，晚飯時分已看到散兵似的難民藏匿在鐵路旁的山頭上。部分宿生開始暗暗收留他們在宿舍後面，供給食物並帶他們進入市區。這種出自同情心的富有正義感的行為，很快傳遍整個宿舍。宿生會於是召集一些代表(包括女宿舍代表)商討應對之策，並成立難民救援委員會。動員全體同學一起加入工作。

        從最早發現難民開始，到大量湧入，只是兩三天的時間，除了那些拿了乾糧便繼續趕路的難民外，留下需要我們協助的人數增加到十多二十位，安排他們的食宿，更要在地下進行，對日間還要上課的學生來說，真的非常吃力，許多事情只能隨機應變。甚至救援委員會也一樣，名義上分為接送、統籌和募捐三個小組，其實初成立時並沒有嚴格分工，誰有空誰願意誰就是夜班或日班的工作人員，喜歡接送的做接送，喜歡守大本營的守大本營。

接送工作

        接送工作分兩組，一組是負責到大埔方向的鐵路和大埔公路上等候和接濟難民的先頭部隊，負責向難民介紹，願意讓我們協助的，便請他們到車站附近找同學帶他們上宿舍登記。第二組則在車站附近派救濟品和幫助登記。

        先頭部隊的工作開始時比較單純。但當「蛇頭」摸清情況，找到發難民財的途徑後，事情就變得複雜，他們不但向難民親屬勒索金錢，有些還販賣女難民或強姦她們。因此，接濟工作經常要主動跟他們「搶難民」。如果蛇頭捷足先登，一經他們恐嚇，難民便把我們當作便衣警察，遠遠看到我們便避之則吉了。有時候，我們也只好將計就計，冒充便衣。選外表較善良者假裝逮捕，隔離逐一「審問」，讓他們來個窩裏反。我們人多勢眾，工作一般進行得很順利，偶然遇到頑抗的，迫於無奈，有時只好以力服人了。

        到了中期，很多市民加入了救濟行列，火車站員工也儘量給我們方便，甚至有些警察抓了難民後只「警告」難民「下次不要再在我面前走過」便放人了。

統籌工作

        負責大本營統籌工作的同學晚上要登記入住難民，分配食宿衣物。安置妥當後，第二天就找同學向難民傳授香港式生活常識，幫他們開一次出營前的思想準備工作會議。並從講話、衣服、髮型，和走路抽烟的姿勢等方面改裝他們，使他們在外表和舉止上看起來更像香港人，方便把他們帶進市區與家人或親戚團聚。

        說到把難民安全地送到親人手上，能否完成此項任務，關鍵在於如何縮短難民在街上露面時間。難民一般較粗壯，膚色較黑，沒有港人「醒目」，暴露在公眾場合時間愈長，愈容易被人看出。所以送難民入市區的同學，一定要熟識(悉)難民要去的地區，就算遇事也能鎮定靈活變通，走小巷或繞道，把暴露時間減至最少。因此該同學最好居住在那地區，或事前到該區先熟悉環境，回來才再帶難民。

        可惜當年沒有電腦，一切配對工作，例如誰帶誰出市區，又如最短的路線圖等，都是由人腦進行，非常費時。

        為了縮短難民曝光時間，他們出現在車站的時間也有點像攝影的快門速度一樣，以秒來計算，與火車到達時間差不多是同步。所以先要派人到車站預購火車票，在難民與我們說再見或祝一路平安前派給難民。

        此外還要安排交通工具(包括火車，巴士，和私家車)，與外界聯絡，了解市區和各車站最新情況。如打聽那一站較多警察看守，那一站下車比較安全等等。坐在男宿生宿舍大堂的值班同學們，既負責指揮，應變，還要晚晚與各小組開會做總結。日間繼續上課，晚上救濟難民，負責統籌工作人員簡直比起人稱的「鐵腳，馬眼、神仙肚」更為厲害。

募捐工作

        募捐工作組的工作是籌款、收集舊衣物和準備難民飲食。該小組工作，知道很少，就不多寫了。不過從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或深挖洞、廣積糧等古訓便可以理解到無財無糧不行之重要性。也許這小組不像橫戈躍馬的救濟組如此「英雄」；不像決勝千里之外的統籌小組「智勇」；但沒有募捐小組的努力，一切都是枉然的徒勞無功的。

        救濟工作，倘若不把開始只有零散的三兩難民算進去，經我們親手帶到親戚家的難民，約二百七十人，一共工作了十二個日夜，直至香港政府在邊界高築鐵網，在鐵路上再沒有遇到難民我們才停止。

        經過這次救濟工作，崇基同學應急和組織管理的能力表露無遺，見義勇為的高尚品德更是值得欽佩的。

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

        服務隊是一個由香港專上學生組成的以社會服務和透過義務體力勞動自我鍛煉的組織。一九六四年正式成立，但歷史卻起源於六三年夏天政府把大觀新村木屋居民迫遷至七號墳場西貢坳的事件中。八年後，關心社會這目標已不能再滿足當時大專學生運動的需求，服務隊的歷史任務到此完成，於七二年宣告結束。從成立到結束，服務隊主要工作是舉辦工作營，出版油印手抄月刊≪大路≫，辦學習小組和利用週末時間到新界鄉村放電影等文娛活動。

        服務隊雖然是各大專組成，但與崇基淵源甚深，工作營與義務勞動以及「老鬼精神」都和崇基精神息息相關。

服務隊與崇基

        服務隊是全港大專學生的組織，崇基只是其中一員。但在西貢坳時期和服務隊早期，崇基同學的參與起著很大作用，不但參加人數多，面對困難毫不退縮的表現也非常突出。大概也是這原因，服務隊的前三屆隊長都由崇基同學擔任，在一共八屆的隊長中，崇基共佔五屆。

        崇基校方和學生會對服務隊也十分支持。不但崇基一些刊物時常有關於服務隊的報導，部份教授也很關心它的發展。 校方甚至讓隊員在Chapel時間對全體同學宣佈和呼籲同學參加服務隊活動等消息。校方積極鼓勵同學參加社會服務的態度，相比當時一些連張貼服務隊報告都諸多留難的院校，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義務體力勞動與工作營

        服務隊的工作營大部分在新界，多數是幫助鄉民築路修橋。時間大都選在學校假期，一般為期兩星期左右。

        服務隊之所以採用工作營這種形式，主要是總結了服務隊成立前西貢坳的工作經驗，從西貢坳的工作我們看到義務體力勞動對我們在思想上的改變，但西貢坳這種只在週末工作兩天，以完成一件工程為期限的方式，並不適合學生。一方面時間拖得太長，影響工作熱情；二是在開課後很難每個週末都抽時間參與工作。因此改為集中力量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一項工程。結果發現效果很好，人力集中，勞動熱情高；又由於是速戰速決，心理負擔比西貢坳時輕，時間上更方便同學。還有，隱藏在義務體力勞動最深處的，一種從體力勞動磨煉而來的體驗，這是人生難得的高峰體驗，不可為外人道的自我實現的體驗。

老鬼精神

        老鬼是對長期在七號墳場西貢坳工作同學的一種稱呼。老鬼精神就是指當時沒有被困難嚇倒，在堅持完成任務中所產生出來的精神力量。以下是一段節錄自服務隊四十週年重聚特刊≪大路≫的文字，也許能說明老鬼精神。

        「工程進入中期，參加人數顯著減少，常常出現一種情況，就是搬材料上山的同學也是開水泥的同學，木工組和鋤鏟組也同是這幾人。背著一兩包青島牌水泥或將沙石運送到山上開工地點，已經不好受了，還要將水泥、沙、碎石、水混調好運送到已用木板定型的路面去。一個小組要肩負兩小組的工作非常吃力，大家很快便疲勞得支撐不住，翌日起來全身肌肉僵硬，失去柔韌和伸展的功能。經過了一個月在西貢坳工作，學校功課和大小考試的壓力開始越來越重，難度也隨著山越高越大，體力和熱情的狀況卻越來越低。雖然從未考慮過放棄，但面對困難的勇氣是常受到考驗的。我們不能一走了之，我們許下的諾言和香港大專學生的名譽，不能就這樣敗壞在我們手上。誰也不願意承認失敗，唯有面對困難，把路築到西貢坳山的最高點。沒有離開的「老鬼」，經過了困境中相互關懷和艱辛體力勞動的磨煉後，形成了一種不但對自己負責，也對別人負責的責任感。這種遠遠超越我們體力的精神力量，支撐著我們度過了西貢坳艱苦的中期。後來我們稱這力量為老鬼精神。」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大學四年是個怎樣的年代？我說不清楚。經歷了八年抗戰和緊接而來的內戰，五十年代初來港的國人剛剛安定下來，開始踏上籌謀發展的第一步。 經過了多年的動盪，追求安定、休養生息的心態在所難免。那時候，許多香港學生主要想讀(考)好書，做一個好人，找一份好工作，少管學習以外的事。但也有另一種想法，認為現狀有如一池死水，渴望能觸摸世界脈搏跳動。在少數同學家裏，偶然也會看到顧憲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之類的對聯。是甚麼驅使我們選擇激情投入接濟難民，又或熱誠無悔修橋築路？我至今依舊不明白。但這並不重要，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不正是需要不同的思維，不同的專注嗎？